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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创城”莫成“创伤”》一文认为，创建文明城本应靠群众生活改善、市民素养提升、公共服务升级、城乡环境优化来实现，可个别地方却只注重做“表面文章”，耗费大量财政资金统一商铺招牌、墙面修复、建造牌楼等“面子工程”，甚至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继续借债专门用于“创城”，结果“创城”不成，反而对财政资金、人民口碑、长远发展造成难以修复的“创伤”。
“严先生的聚落考古研究，在中国是开创性的。”戴向明说，“《姜寨》那篇文章至今都是经典。”1981年，严文明发表《从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讨其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以陕西临潼姜寨这个新石器时代最完整的聚落遗址为标本，实现他所构思的考古学理念之变。姜寨第一期发现了100多座房屋基址，严文明观察布局和形制，将其分为五群，每一群都有一座最大的房子，所有房子围绕着中心广场，房门都朝广场而开，四周有墓地、围沟、哨所、寨门，一座规整的原始社会公社重见天日。严文明推断，这些房子属于五个氏族，姜寨聚落由家族、氏族和胞族三级社会构成。
1980年代，考古学系主任宿白对副主任严文明说起一个想法。各时代考古学一直分时段教学，老师们就像铁路警察，一人守一段，但学生的整体认识被割裂了，宿白希望新开一门中国考古学通论。严文明很同意，问宿白，谁来教？宿白说，恐怕只好我们两个人抬，以后再由年轻人接棒。开课后，严文明教上段，到春秋战国为止；宿白教下段，从秦汉到元代。
主持人张越表示，莫言先生的《鳄鱼》是一部从现实主义入手的超现实主义寓言。王可然导演以其对文本、对人性深刻的理解力，对舞台丰富的想象力和准确的表达力，教科书般地阐释了从文本到舞台，导演到底在做什么。即使抽去文本，能量依然弥漫在舞台的所有细节中，而这种能量又根植于文本。好的形式表现内容，好的形式本身就是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