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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文明1958年刚留校当老师，同年郭大顺正好进入北大考古系学习。郭大顺记得，那时严文明就很温和，直至晚年都依然如是。他的温和下藏着细心，郭大顺毕业后到辽宁工作，当时东北考古条件艰苦，严文明一直格外关心郭大顺，东北需要帮助，他从不推辞。编写牛河梁遗址考古报告时，郭大顺请严文明审读，严看得极其细致，意见写了满满五页纸。
在北大考古文博系，数十年来，几位著名学者各自镇守一方。吕遵谔教旧石器时代，严文明教新石器时代，邹衡领衔商周考古，俞伟超坐镇秦汉考古，魏晋至宋元考古由宿白执掌，再往前，则有裴文中、安志敏、郭宝钧、苏秉琦等老先生开宗立派，再加上社科院考古所的夏鼐、尹达、王仲殊、徐苹芳等老学者，他们奠定了中国考古学理论和方法。
这些大师级学者，往往有拨云见日的功力，理论总结和概括能力极强。如今，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广泛占有资料，再高度提炼概括，难度越来越高。而资料越多越需要总结，否则如入密林，一叶障目。郭大顺说，某种程度上，严文明是“最后一人”——既是这批理论奠基者中最后走的一个，可能也是最后一位具有高度理论总结能力的学问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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