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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薇高中毕业于英国哈罗学院，大学进入帝国理工学院化学专业就读，谈到毕业后的打算，她表示回国发展是首选。“我更喜欢国内的氛围。”陶薇说，“在英国求学期间，由于身处不同的文化和生活环境中，我能更强烈地感受到对祖国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源于文化、语言、历史和社会环境等多个方面，是我想回国的重要原因。”
其次，持续扩大旅游消费的市场基础，面向下沉市场和需求升级，务实推进国内旅游提升计划。以游客满意为导向，进一步完善面向散客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提高游客满意度和获得感。加快建设一批文化底蕴深厚的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文化特色鲜明的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和街区、世界级旅游城市、国际旅游目的地，丰富优秀文艺作品和优质旅游产品供给。培育一批文化属性强、科技含量高、示范带动性强的“航空+旅游”“高铁+旅游”“公路+旅游”“航运+旅游”“旅游+节事”“旅游+购物”“旅游+艺术”等新业态，引导目的地城市、投资机构和市场主体创造更多面向新需求的旅游空间和消费场景。
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余洋有所体会。她说：“浏览招聘信息时，我看到不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行业的前沿科技岗位偏好有海外背景的学生。据我了解，这些岗位对应聘者的专业能力、开放思维较为看重，留学生在海外学习能在迥异的环境里学到更多思考方式，激发出创新思维，因此被雇主青睐。”
事实上，如此“画像”是脸谱化、标签化的，也是有失偏颇的。伴随互联网长大的“Z世代”，天然就拥有对网络新词汇、新事物，更敏锐的嗅觉，以及在网络“零距离”环境中更旺盛的表达欲。“佛系”也好，“躺平”或者“丧”也罢，开发和传播它们的主体恰恰是青年人。这里有调侃、自嘲甚至跟风，但深层次里，是年轻一代基于自己心理情绪和周遭生活体验的自我表达，也是对自身状态和心理的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