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例子，严文明晚期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格局，又提出“三系统”的理论。但在著名的“重瓣花朵”掩映之下，这个理论没有受到太多重视。严文明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可以分为中原、东南、东北三个系统，划分依据是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文化特征是鬲、鼎和筒形罐，鬲起源于中原，鼎起源于东南，筒形罐起源于东北。三大系统既独立发展，又有密切联系。

      1980年代，考古学系主任宿白对副主任严文明说起一个想法。各时代考古学一直分时段教学，老师们就像铁路警察，一人守一段，但学生的整体认识被割裂了，宿白希望新开一门中国考古学通论。严文明很同意，问宿白，谁来教？宿白说，恐怕只好我们两个人抬，以后再由年轻人接棒。开课后，严文明教上段，到春秋战国为止；宿白教下段，从秦汉到元代。

      朋辈和学生们回忆起来，严文明从来都不是强势的人。他对学生非常耐心，他的学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戴向明想起老师，一个画面总是浮现出来。他1989年拜入严文明门下攻读硕士学位时，严已经是系主任，事务繁忙，学生们有事请教，总是在夕阳西下时到传达室，先给他家里打个电话。严文明在家里等他们，趁晚饭时间跟他们谈谈，谈完饭都凉了。

      主持人张越表示，莫言先生的《鳄鱼》是一部从现实主义入手的超现实主义寓言。王可然导演以其对文本、对人性深刻的理解力，对舞台丰富的想象力和准确的表达力，教科书般地阐释了从文本到舞台，导演到底在做什么。即使抽去文本，能量依然弥漫在舞台的所有细节中，而这种能量又根植于文本。好的形式表现内容，好的形式本身就是内容。（撰稿：齐林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