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庙村此前的主业是苗木和水稻种植，“深蓝计划”是村里第一个文旅项目。起初，项目以资产、资源两种形式入股，程铄钦团队持股51%，红庙供销社有限公司占20%，部分村民持股29%，村集体拿固定收益和分红收益，村民有分红收益、土地租金和薪金。去年，村集体因此增收40万元，村民增收近500万元。目前，合作模式转为团队与镇资产平台公司敲定年出杯量，每杯交纳固定租金，镇资产平台公司再拨付90%给村里。

      要知道，将“产能过剩”甩锅中国的说法和行为不是什么新鲜事。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表示，早在20多年前中国刚刚加入世贸组织不久的时候，中国以更优惠的价格出口高质量产品的做法就曾被一些人视作威胁。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本质上是“中国威胁论”的新变体，它把经济和贸易问题强行变成了政治、安全或意识形态问题。

      二是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全球供需关系。有观点认为，中国新能源产品产能规模已超过全球市场需求，世界其他国家根本无法吸收这些产能。事实上，据国际能源署(IEA)测算，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需求量将达4500万辆，是2023年全球销量的3倍多，是2023年中国产量的近5倍；2030年全球动力电池需求量将达3500GWh，是2023年全球出货量的4倍多，是2023年中国产量的5倍多；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测算，为实现巴黎气候协定目标，2030年全球光伏累计装机量需超过5400GW，是2023年全球累计装机量的近4倍，是2023年中国累计装机量的约9倍。显而易见，当前新能源产品的全球产能还不能满足未来市场需求，中国的新能源产品为全球企业和消费者提供了绿色、智能的生产生活体验，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转型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是拖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近年来，中国新能源产品在满足国内需求、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同时，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低碳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2023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量达到5.1亿千瓦，其中中国的贡献就超过一半；中国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绿色能源项目合作，有效解决用电难、用电贵等问题。有专家评论，如果有的国家和企业能以更加低廉的成本来帮助其它国家和地区加快实现绿色转型的步伐，难道我们不应该感谢他们？那种一方面口口声声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为自身的“崇高使命”，另一方面又以“产能过剩”为由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打压别国新能源产业发展，限制别国新能源产品出口的行径令人不齿，也是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严重损害。（撰稿：瞿壮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