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继承人潘某某出生于1951年4月10日，1975年与蔡某某按农村习俗举行婚礼后同居生活，后未补办结婚登记。1976年9月26日生育长子向某林，1979年5月25日生育次子向某国，1982年8月14日生育长女向某燕。2022年5月29日潘某某因病去世，此时，其父母均已去世。潘某某生前没有订立遗嘱，也没有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在世时在某寄售行享有债权40余万元，在某银行的存款账户余额为50余万元。

      二是拖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近年来，中国新能源产品在满足国内需求、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同时，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低碳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2023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量达到5.1亿千瓦，其中中国的贡献就超过一半；中国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绿色能源项目合作，有效解决用电难、用电贵等问题。有专家评论，如果有的国家和企业能以更加低廉的成本来帮助其它国家和地区加快实现绿色转型的步伐，难道我们不应该感谢他们？那种一方面口口声声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为自身的“崇高使命”，另一方面又以“产能过剩”为由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打压别国新能源产业发展，限制别国新能源产品出口的行径令人不齿，也是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严重损害。

      一段时间以来，有的国家部分官员、媒体大肆指责中国新能源产品“产能过剩”，为其搞单边主义、实施贸易保护政策铺垫造势。事实上，无论从国际分工、全球供需还是市场规律看，所谓中国新能源产品“产能过剩”不过是有的国家精心炮制的话题陷阱，试图以此为由推行贸易保护措施，其结果不仅不能让自身获利，反而会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损害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拖累全球经济绿色转型步伐。

      三是要客观看待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成绩。有观点认为，中国新能源产品的产能优势和价格优势是中国政府大规模补贴的结果。事实上，中国新能源产品的优势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依托庞大国内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通过市场充分竞争和技术迭代创新而形成的，是中国企业自身不断努力的结果。同时也要看到，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和经济绿色转型，是国际社会的一致倡议和共同实践，世界各国都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和支持相关产业发展。有些国家更是通过立法对新能源产业提供大量补贴，如美国《基础设施和就业法案》安排75亿美元资金支持汽车充电设施建设，《通胀削减法案》规定对最终在北美组装的电动汽车提供每辆最多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撰稿：柯慧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