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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严文明晚期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格局，又提出“三系统”的理论。但在著名的“重瓣花朵”掩映之下，这个理论没有受到太多重视。严文明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可以分为中原、东南、东北三个系统，划分依据是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文化特征是鬲、鼎和筒形罐，鬲起源于中原，鼎起源于东南，筒形罐起源于东北。三大系统既独立发展，又有密切联系。
上世纪80年代，浙江余杭的良渚、辽宁建平的牛河梁、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安徽含山的凌家滩等遗址，纷纷有惊人发现出土。天门的石家河也露出了些许苗头。严文明推动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博物馆和荆州博物馆三方联合成立考古队，1987年至1992年，他担任石家河遗址考古总领队，寻找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晚期高等级文明。
主持人张越表示，莫言先生的《鳄鱼》是一部从现实主义入手的超现实主义寓言。王可然导演以其对文本、对人性深刻的理解力，对舞台丰富的想象力和准确的表达力，教科书般地阐释了从文本到舞台，导演到底在做什么。即使抽去文本，能量依然弥漫在舞台的所有细节中，而这种能量又根植于文本。好的形式表现内容，好的形式本身就是内容。
此外，《“创城”莫成“创伤”》一文认为，创建文明城本应靠群众生活改善、市民素养提升、公共服务升级、城乡环境优化来实现，可个别地方却只注重做“表面文章”，耗费大量财政资金统一商铺招牌、墙面修复、建造牌楼等“面子工程”，甚至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继续借债专门用于“创城”，结果“创城”不成，反而对财政资金、人民口碑、长远发展造成难以修复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