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确保旅游消费预期稳中有升。旅游经济政策将从过去四年面向需求侧的逆周期调节，转向兼顾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跨周期调控。随着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恢复常态，旅游消费潜力的释放越来越多取决于闲暇时间、可自由支配收入等市场内生变量。政策重点则应转向优质旅游产品供给、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引导旅游投资等方面，重点培育有市场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的旅游集团等新型市场主体。

      25年前，我和家人首次访问中国，中国的快速发展令我印象深刻。我深知科学技术在中国发展进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从技术应用的角度看，中国的研究实验室与企业之间有着成功的互动。近年来，中国为由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提供了强有力支持，这是非常明智的。这类研究看似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却在为未来的创新突破做好准备。

      末端处置是垃圾分类的“最后一公里”。为了解决垃圾处置能力不足的难题，苏州市建成垃圾焚烧设施6座、厨余垃圾集中处理设施12座、小型分散式处理站257座等末端处置设施，分类处理能力每日超4万吨，与现有处置需求已基本匹配。同时，依托信息化手段，苏州对处置设施运行工况、环境数据进行智能监测，实现全面监管。

      产业、区位因素之外，合肥的人口增长还有“强省会”的功劳。目前，合肥的经济首位度为26.9%，是第二城芜湖的2.7倍。“在区域经济学上，这被称为增长极理论或‘核心-边缘’理论，将省会作为增长极率先发展，带动周边城市发展，过程中人口向省会城市集聚。”据《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长江经济带智库联盟秘书长秦尊文认为，这能帮助省会城市吸引生产要素，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应注意避免过度虹吸，可在省会城市外培育省域副中心等新的增长极。（撰稿：柴健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