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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大师级学者，往往有拨云见日的功力，理论总结和概括能力极强。如今，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广泛占有资料，再高度提炼概括，难度越来越高。而资料越多越需要总结，否则如入密林，一叶障目。郭大顺说，某种程度上，严文明是“最后一人”——既是这批理论奠基者中最后走的一个，可能也是最后一位具有高度理论总结能力的学问家。
为推动“千万工程”好经验好做法入教材、入课堂，教育引导基层“三农”干部学习掌握“千万工程”经验的意义和精髓，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业农村部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编写了《“千万工程”简明手册》，重点围绕促进“千万工程”宝贵经验的学习运用，通过57个问答，介绍了“千万工程”的起源发展，在乡村产业、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城乡融合等方面的做法成效、经验启示、理念方法等内容。
严文明和苏秉琦的观点之别，事关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一直以来，中原是中华文化中心的观念根深蒂固，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进入新石器时代遗址大发现时期，尤其是长江下游的良渚遗址、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和长江中游的石家河遗址等，动摇了中原中心论。苏秉琦提出将全国分为六大区系、各自都有文明起源的区系类型理论。这个观点，后来被归纳为“满天星斗”说。
此后几年，山西、陕西等地陆续有一些重大发现。2012年，陕西神木发现石峁古城，那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北方民族建立的大型城址。近年，陕西清涧的寨沟发现了规模媲美于商王陵的宏大晚商陵墓，当属戎狄活动区域。这些发现都表明，戎狄的发展程度和活跃区域，都远超传统认知。“严先生那么早就意识到，晋南与相邻的晋陕高原有密切关系。他可能一直在思考中原和少数民族的互动，认为晋南也是一个交融的地区。”戴向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这些发现清晰地摆在面前时，他才领悟严文明当初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