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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4月间，我对中国进行了为期3周的访问，出席首届香港国际文化高峰论坛，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与敦煌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签署合作协议。敦煌是我此次中国之行非常重要的一站。吉美博物馆与敦煌研究院已有多年合作。这次我们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将重点建设统一完整的“数字藏经洞资源库”，在学术研究、交流与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化合作，推出更加具体和长期的合作项目。我们还成立了由双方人员共同组成的合作委员会。我还有幸成为“敦煌文化全球大使”，将为推广敦煌文化艺术做出努力。对我而言，这是一项重要责任。
一是，火灾荷载大。河大教育建筑遗产群建造时间较早，受社会条件、技术发展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建筑材料耐火极限较低，耐火性能较弱，建筑内部设计没有较为科学的防火规范约束。例如，大礼堂的安全出口较少，屋顶钢架所能承受的荷载也有限，且由于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不能在建筑本身上做较大改动，可实施的防火措施较为被动。因此，河大老校区中教育建筑遗产的人群安全性大多靠疏散速度和逃生秩序决定。
当时，他还没有提到聚落考古这个词。《姜寨》发表三年后，考古学者张光直从美国到中国讲学，系统介绍北美聚落考古方法，这个概念在中国考古界风行起来。而严文明数年前就开始了实践，领风气之先。“如果仅就聚落考古研究理念和方法来说，(张光直对北美聚落考古的介绍)并不及早前《姜寨村落》在学理上的贡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张弛撰文指出。
对于校园管理部门，在制定教育建筑遗产保护责任范围时，要将与建筑遗产相关的事务、工作统筹考虑，并在学校内部设立独立于行政单位之外的专职教育建筑遗产保护部门。将河大教育建筑遗产作为博物馆里的“文物”进行管理和保护，而非一处固定的校园资产，才能脱离传统意义上的遗产保护方式，简化保护程序，使各项保护措施更直接地应用于其中，以此更好地对外展示建筑价值，扩大影响范围。